共产党员有个原则,就是要按组织的需要分配事情,不能按自己的要求选择事情,伸手要官。但在组织分配事情时,也要允许党员表现自己的意见,力争做到小我私家要求与党的要求的统一。

实际上,我在革命历程中,向来还未曾向组织提出过自己的要求,为了自己的利益给组织增加难题。我经常听到有些同志发怨言,有怀才不遇的哀叹,说党内无人相识他,上级不相识他,其他同志也不相识他。

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才气我也不知道。也有一些人,有一点才气,但他们似乎只会使用他的“才气”拉关系,走后门,干一些倒霉于革命的事情,而效果他还是飞黄腾达,到达了伸手要官要权的目的。我并不羡慕他们,我也经常看到一些人耍小智慧,大多数还是得不到他们想获得的工具,甚至于获得一个可悲的下场。

我自己所获得的工具都是组织上给我的。我从来没向组织伸手要求过什么。在我看来,不伸手要而可以获得的工具最可名贵。

同时我也有多次时机,组织上要给我的许多,我都没有接受,对此至今我也没有忏悔过,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;也正因为一生门路选择是正确的,才有条件为党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。我有时在想,在党内我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,获得我禁绝备获得的荣誉。

因为我既没有履历过党的建立时期,又没有到场过红军的长征,只是搞过学生运动、到场过抗战息争放战争,而没有更深的革命资历;反过来说,如果我努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小我私家的荣誉,就可能一事无成,遑论荣誉。我的第一次事情选择的时机,是1938年底,我是否同意任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的事。

1938年底,中央山东分局决议调我做宣传部长,我其时表现宁愿维持其时的事情职务,做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,而不能胜任山东分局的宣传部长。山东分局同意了我的意见。这既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,另有一点就是组织上原来就有一个计划,由胶东的理琪同志或者是我做宣传部长,厥后理琪牺牲了,就改由我来担任这项事情。

一方面认为我做这项事情比力合适,另一方面这一事情无人负担,只是有一个干部暂时取代。此外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团结问题。

我其时受到排挤和攻击,许多人认为我担任宣传事情是合适的,其实我的难题只有我知道。一般说人都要讲名誉、职位。

其时从全党的干部情况看,我任胶东区党委的宣传部长,也是一个不低的职务,因为其时的区党委就相当于省委,山东分局就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一级组织。我的第二次事情选择的时机,是1949年1月要我留在东北局宣传部事情的事。1949年1月,中央东北局确定我担任宣传部的事情,这一次也是组织上对我的重用,我也没有接受,理由同在山东1938年我不接受提拔重用是一样的。

可是这一次的事情决议同山东的那次详细情况不相同。其时的中央东北局的宣传部长是由党的著名人物王稼祥同志担任的,而且其时的东北局各部长就相当于中央的部长级。王稼祥同志找我谈话,说明为什么要我做东北局宣传部的详细向导事情。

王稼祥同志另有一层意思很清楚,他到中央事情的时候,我也要随他到中央宣传部。现在看来,我对于这个职务的婉辞,可以说是有自之明的。

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,党的宣传事情我能否胜任愉快又当别论,与长江水利建设可就失之交臂了。我的第三次事情选择的时机是1949年秋季在中南局的事情分配。1949年2月,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事情团秘书长,事情相当繁杂。

当南下事情团的任务在1949年秋完成以后,中央宣布我担任广西省政府第一副主席,主席是张云逸。这个职务是显然比中南水利部部长和长委会主任高,也正是所谓从政的“正途”。我未走“正途”,而在有些人不屑一顾地技术机构终此一生,不仅无怨无悔,反因一生能献身于长江而颇感欣慰。我的第四次事情选择的时机,是50年月初邓子恢同志两次与我谈话,想为我的事情费心。

1952年秋,邓子恢同志找我谈话。他作为中南局署理书记,想为我摆设一个更适合我的履历与身份的事情。这样,他就想去找高岗为我说话。我婉谢了。

不久以后,邓子恢同志到中央汇报事情,住在中南海,正好我也在北京,于是他通知我到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招待所他的住处。他又约我在他的住所与饶漱石碰面,意在通过饶提拔我,我又婉辞了。其时高饶如日中天,只要通过邓老向他们靠拢,就会“官运亨通”。

但我丝毫没有动心,其时我感动者,惟有邓老对我的敬服而已。这并非我已察觉高饶的问题,而是秉性不愿仅为官职求人。我的第五次事情选择的时机,是1954年京汉路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事情时,主席问中央谁相识我,我没亮相。此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。

1958年,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集会,专门讨论三峡工程的准备问题。集会后期,主席指着我对总理说:“他的事情以后你管吧。” 总理说:“还是主席管吧。” 毛主席说:“我这么忙,哪有这么多时间。

” 于是总理说:“好吧!”以后我的事情就由总理管了。每次想到这件事时,我总是要想,总理为什么还要客套一下,还是要主席管,我的事情究竟是不是那样重要?在以后的几年中,总理对我的事情是表现满足的。

可是我已感受到,正是因为我的职务与中央托付的重任不太适应,我的事情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。而我却只是忍耐和等候,没有想到如何去相同,其中包罗向总理汇报我的难题。第六次是刘澜波部长想要我到水电部接替他。

约莫1962年时,刘对总理说:“把一山同志调到水电部来,好吧?”总理说:“我还没想过这件事。”刘澜波认为自己碰了软钉子。

至于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,我也很奇怪。他要我到水电部来的意思,三年后我才知道,中央曾制定我到水电部取代刘澜波,让刘到辽宁省做省委第一书记。

因为刘澜波在电话上约我去见总理时,我不努力,他就摔了电话(我戏称此事为“摔电话”事件)。因为没我陪他去见总理,他也没到辽宁去,中央只好做了另外的决议。此事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,念兹在兹,是有感于刘澜波同志的一片深情厚意。但我宁愿在自己岗位上尽自己的本份,而毫无遗憾。

以上这几个事情使我感受到,1954年主席对我的问话和1958年在南宁集会上谈到我的事情的归属的寄义是一致的。中央其他同志对我的事情摆设如果所提意见合乎原理,中央也可思量另作摆设。

刘澜波同志两次提出我的事情摆设的意见,因为我没有和他攀谈,所以也不知道他跟中央哪些同志研究过我的事情。对于我的事情摆设,除了总理的意见,其它意见我都没有思量过。

伸手要官是差池的,如果提出自己的事情要求有利于事情,也是应该的。因为只从组织一个方面思量,总是不如再加上小我私家意见去思量更周到一些。我解放后恒久未动,原因主要在我小我私家,不能责怪组织。其时我的事情在总的方面是不会有大的改变了。

我已经离不开治江这个岗位,如果要脱离,或者硬性的调动,似乎一时也没有马上可以接替我的人。现在来看,如果我对总理提出小我私家事情上的要求,提出的要求又是为我缔造更有利的事情条件,总理允许是有可能的。还算荣幸,我没有向总理叫过苦,最大难题总算也解决了。

凭据毛主席的意图我的事情任务,主要是南水北和谐三峡工程这两件大事。这本是水利部的事情重点,也是水利事情中的最雄伟的计划。

由于详细的原因,把这一事情从水利部门出来,不由水利部治理,我的事情就不行制止地要遇到许多阻力,甚至于我自己也曾担忧我的事情长此下去,可能会遭到失败,而我到部里去就可能有利于我所负担的任务。这件事所涉及的干部门配方案未曾宣布过,所以别人也就不知道。林一山同志简介：（1911~2007）山东省文登县人。

1911年6月出生。1931年在济南上中学期间努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1934年6月到场革命事情。

1935年9月进入北平师范大学念书，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，努力组织到场 “一二•九”爱国学生运动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时任北平学生雄师训地下党总支书记的林一山同志，受山东省委指派，于同年9月前往胶东组织向导抗日武装起义，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政治部主任、胶东特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统战部部长、特委书记和胶东区游击司令员。1942年，面临日寇的铁壁合围，他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军区的下令，努力组织反扫荡斗争，破坏了敌人围剿胶东抗日凭据地的图谋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林一山同志先后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，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，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，第四野战军南下事情团秘书长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林一山同志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、党组书记，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、党委书记，长江流域计划办公室主任、党委书记，长江流域计划办公室照料，水利部照料。1994年去职休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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